還是解放前我國新聞史學研究的登峰造極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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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 黨中央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年春 黨和政府全面調整國民經濟 ,恢復發展生產

  1967年1月 全國各地掀起奪取黨政各級領導權一月風暴

  1977年7月 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土地改革的完成,徹底摧毀了我國存在的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階級也被消滅;農民翻了身,得到了土地,成為土地的主人;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為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創造了條件;進一步鞏固了工農聯盟和人民民主專政;農業生產的發展為工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和廣闊的市場,為國家工業化開辟了道路。

  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于1954年9月20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通過,共4章106條。被稱為五四憲法。五四憲法是一部較為完善的憲法。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是在對建國前夕由全國政協制定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進行修改的基礎上制

  1964年10月16日,中國自行研制的第一顆爆炸成功 。根據解密的資料,為了這顆的爆炸,中國一共花費了28億人民幣。 1967年6月17日,中國又成功地進行了首次氫彈試驗,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核訛詐政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出了巨大貢獻。

  文革后期,中共開始考慮緩和與西方的關系,中美之間展開秘密談判。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抵達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等中國領導人的歡迎。2月28日,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發表,宣布中美兩國關系走向正常化。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的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申辦奧運是中國人民長期以來的意愿,1991年2月,北京市向中國奧委會正式提出承辦2000年奧運會的申請,隨后在中國奧委會舉行的全體會議上,一致同意了北京市的申請,并向國際奧委會和有關的國際體育組織通報了北京的申請。1991年3月,經國務院批準,北京2000年奧運會申辦委員會正式成立,并于 1991年12月,派出北京奧申委代表團赴瑞士洛桑向國際奧委會主席遞交了申請書。2001年7月13日,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先生在莫斯科宣布:北京成為2008年奧運會主辦城市。

  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幾乎是與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誕生同步起始的。最早的文章應是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1838年寫的《京報分析》。較早對中國新聞事業進行專門研究的文章有:王韜的《論日報漸行中土》、1873年《申報》上的《論中國京報異于外國新報》等。這些文章中只有相關的一些文字論及中國新聞史,既不全面更不系統。較為系統地論述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是1895年李提摩太的《中國各報館始末》,1901年梁啟超的《中國各報存佚表序》以及1917年《上海閑話》一書中姚公鶴所寫《上海報刊小史》一節。這些文章都注意到了中國古代報刊與近代報刊的本質差別,啟發人們去思考中國古代新聞事業的起源與變遷,關注尚很年輕的近代新聞事業的發展歷程,由此而產生了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不過,作為起步階段的中國新聞史的研究很粗糙,線索模糊,史料單薄。就是具有中國最早的新聞史專著之稱的《上海報刊小史》,整篇文章很難找到報刊的確切創刊日期、發行數量等,大量使用的是似是而非的模糊語言。而李提摩太和梁啟超的文章則更為簡約,主要是提供了一些線年前中國新聞史研究尚處于零碎的非系統狀態。

  1920年以后,中國的高等教育中開始設置新聞學專業,最初叫做“報學系”。伴隨教學活動的開展,作為新聞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人們的重視。這期間,雖然沒有專著和代表性的文章問世,但新聞史的教學活動在客觀上卻明顯地促進了新聞史研究的系統化發展,使之邁出了新聞史研究的史前期,而跨上了積累資料、總結規律的新臺階。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可以說就是這一階段的歷史積累所結出的碩果。在《戈公振年譜》中有這樣一段記載:“(1925年)上海國民大學開設報學系,戈公振任教《中國報學史》……根據多年的教學過程中積累起來的資料,戈公振開始撰寫《中國報學史》,將我國新聞史的研究工作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在撰寫此書的過程中,戈公振付出巨大而艱辛的勞動。為了證實史料的可靠性,他多次寫信虛心向別人求教。為了覓得第一手報刊資料,除了在《時報》刊登‘訪求舊報’廣告外,還不辭辛苦地在上海徐家匯藏書樓等處消磨了大量的時光。10余年來,他一直不停地廣泛搜集史料,致使擺設在他那書房兼臥室的4張高大的書架上,全部堆滿有關新聞書籍和各種稀有報刊與剪報。他那如癡如醉的治學精神,使同事和朋友們都大為驚嘆。”〔1〕

  完成于1926年底的《中國報學史》于1927年11月出版了。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新聞史專著,“系統全面地介紹和論述了中國新聞事業發生發展的歷史”。〔2〕《中國報學史》匯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國新聞事業產生發展的大致脈絡,確定了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內容。它的出版標志著中國新聞史系統研究的開端,這在我國新聞史學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義。此后,中國新聞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展現出全面鋪開之勢,通史、地域史、斷代史、人物史、專題史等方面的專著紛紛問世。據統計,解放前,我國出版的新聞史專著不下50種,絕大多數是1927年后的作品。“這一時期的新聞史研究,在新聞史的各個領域都有所開拓,取得了不少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國新聞史研究的基礎。”〔3〕

  1927年至1949年前,我國的新聞史研究是有進展的,卻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大突破。在這50多部作品中,“率爾操觚,展轉抄襲,缺少新意”之著,十之七八。不少作者根本不做調查研究,干脆閉門造車,連基本的史學求真的精神都沒有。如蔡寄鷗的《武漢新聞史》,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講述武漢新聞事業發展歷程的專著。作者記述了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歷,雖有一定的可信度,但都是一些感性的東西,沒有對武漢新聞事業發展的實證考察和總體把握,語言模糊,結構松散,全無史書應有的嚴謹態度。這些專著在解放后連再版的價值都不存在了。方漢奇先生曾評價道:“多數新聞史著作的水平還不高,分量也稍顯單薄。”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最見功力,影響最大……是舊中國的新聞著作當中惟一有外文譯本的一本書……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惟一再版過的舊中國的新聞史學專著。”〔4〕由此可見,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不僅是中國系統新聞史研究的開山之著,還是解放前我國新聞史學研究的登峰造極之著,代表了解放前我國新聞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以致“日本人編寫的《中華新聞史》,林語堂用英語寫的《中國報業及輿論史》,燕京大學新聞系美籍教授白瑞華所著《中國報業》等書,都是根據《中國報學史》提供的材料寫成的〔5〕”。

  不過,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之處:史料豐富而不確切,后被考訂出有200多處錯誤;闡述系統而不深入,“敘述不免偏頗,如上海報業介紹較詳,其他地區則顯簡略”;并且,“戈著體系欠完整,任何學術專史著作,應以時為經,以其發展為緯。戈氏強分中國新聞事業為官報獨占時期、外報創始時期、民報勃興時期、民國成立以后、報界之現狀等立章,實屬武斷,與發展史實多所不合”。〔6〕不難看出《中國報學史》本身尚屬不成熟之著,有待發展與完善。

  解放后直到1978年,新聞史的研究繼續在海峽兩岸同時進行,但成就都不大。大陸研究的重點在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共領導的革命報刊和進步報刊的歷史。這部分歷史在解放前尚未有人研究過,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國新聞史研究的一大空缺。但受“左”的影響比較深,對古近代報刊史和現代同期其他類型的新聞事業的研究不足。還談不上對我國新聞史研究的全面開展。臺灣在此期間累計出版的新聞史方面的專著有30多種,但同樣缺乏深度與力度。臺灣在新聞學的教學中長期使用的仍是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臺灣新聞史專家朱傳譽在1966年曾無奈地說過:“盡管戈著缺點很多,不合時宜,但他以后,國內始終沒有出現過第二本系統性新聞史著作。”該年出版的曾虛白主編的《中國新聞史》應該是臺灣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翻閱此書不難發現,它在古近代部分基本沿用舊說,沒有進行應有的補正,在現當代部分又材料不足;在體例上,它分主題進行闡述,“無異專史”,違背了通史按時間順序進行全面闡述的基本做法。由于臺灣偏居一隅“現存大陸出版的報刊不多”這一先天不足,加上對大陸明顯的敵對情緒,無形中限制了臺灣新聞史研究的整體水平。總的來講,這一時期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要比解放前規范、扎實,出了不少的成果,但缺乏對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整體、客觀的考察。中國新聞史研究處于徘徊狀態。

  經過30多年的積累,1978年夏,方漢奇開始了《中國近代報刊史》的寫作。1981年《中國近代報刊史》問世了。在這部50余萬言的著作中,作者先就“中國早期的報紙”為題,對我國自唐代以來的新聞事業進行了必要而簡略的闡述,隨后將上自1815年下迄1919年100年間我國新聞事業發展的狀況進行整體描述。此書一出“在海峽兩岸新聞學界曾經引起一定影響,也受到了國外新聞學界的注意”,〔7〕被公認為是,自戈著之后“50年來第一部有影響的新聞史專著”。〔8〕

  從《中國近代報刊史》所覆蓋的內容跨度來看,它與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基本一致。但比較兩著,不難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質的不同。首先,在史料的擁有上,戈著之所以能歷經半個世紀而不衰,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材料的豐富性,在當時的新聞史專著中確屬少見。1928年5月“天津《大公報》文學周刊刊載署名‘素癡’的《評戈公振中國報學史》文章‘……此書搜討之勤,網羅之富,實為近來著作之罕見者……’”。〔9〕不過,作為開山之著,它又有許多地方需要進一步考證。相應地,因事實錯誤而得出的結論也不能成立。方著則大量地吸收了50多年來的新聞史研究的成果,對近代報刊進行了全面的考證,糾正了以往新聞史研究中的大量的錯誤,可以說,該書是在全面糾正以往錯誤的基礎上寫就的,不僅對戈公振書中的200多處錯誤一一予以糾正,還糾正了50年來新聞史研究中的各種錯謬之處。此外,書中大量補充了新的史料。考訂之精良,單從注釋中就能看出:作者在敘述1902年到1911年這十年間我國新聞攝影發展的情況時,說:“清朝政府原來對新聞攝影活動多方限制。”在這句話的注釋中,方先生舉了直隸總督端方在1909年迎送慈禧、光緒靈車時,因沿途攝影而被彈劾“大不敬”、被革職一事作解釋,說明當時布衣在攝影方面更是動輒得咎的情形。其次,從戈公振以來,人們對中國近代新聞卻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大突破。在這50多部作品中,“率爾操觚,展轉抄襲,缺少新意”之著,十之七八。不少作者根本不做調查研究,干脆閉門造車,連基本的史學求真的精神都沒有。如蔡寄鷗的《武漢新聞史》,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講述武漢新聞事業發展歷程的專著。作者記述了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歷,雖有一定的可信度,但都是一些感性的東西,沒有對武漢新聞事業發展的實證考察和總體把握,語言模糊,結構松散,全無史書應有的嚴謹態度。這些專著在解放后連再版的價值都不存在了。方漢奇先生曾評價道:“多數新聞史著作的水平還不高,分量也稍顯單薄。”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最見功力,影響最大……是舊中國的新聞著作當中惟一有外文譯本的一本書……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惟一再版過的舊中國的新聞史學專著。”〔4〕由此可見,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不僅是中國系統新聞史研究的開山之著,還是解放前我國新聞史學研究的登峰造極之著,代表了解放前我國新聞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以致“日本人編寫的《中華新聞史》,林語堂用英語寫的《中國報業及輿論史》,燕京大學新聞系美籍教授白瑞華所著《中國報業》等書,都是根據《中國報學史》提供的材料寫成的〔5〕”。

  不過,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之處:史料豐富而不確切,后被考訂出有200多處錯誤;闡述系統而不深入,“敘述不免偏頗,如上海報業介紹較詳,其他地區則顯簡略”;并且,“戈著體系欠完整,任何學術專史著作,應以時為經,以其發展為緯。戈氏強分中國新聞事業為官報獨占時期、外報創始時期、民報勃興時期、民國成立以后、報界之現狀等立章,實屬武斷,與發展史實多所不合”。〔6〕不難看出《中國報學史》本身尚屬不成熟之著,有待發展與完善。

  解放后直到1978年,新聞史的研究繼續在海峽兩岸同時進行,但成就都不大。大陸研究的重點在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共領導的革命報刊和進步報刊的歷史。這部分歷史在解放前尚未有人研究過,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國新聞史研究的一大空缺。但受“左”的影響比較深,對古近代報刊史和現代同期其他類型的新聞事業的研究不足。還談不上對我國新聞史研究的全面開展。臺灣在此期間累計出版的新聞史方面的專著有30多種,但同樣缺乏深度與力度。臺灣在新聞學的教學中長期使用的仍是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臺灣新聞史專家朱傳譽在1966年曾無奈地說過:“盡管戈著缺點很多,不合時宜,但他以后,國內始終沒有出現過第二本系統性新聞史著作。”該年出版的曾虛白主編的《中國新聞史》應該是臺灣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翻閱此書不難發現,它在古近代部分基本沿用舊說,沒有進行應有的補正,在現當代部分又材料不足;在體例上,它分主題進行闡述,“無異專史”,違背了通史按時間順序進行全面闡述的基本做法。由于臺灣偏居一隅“現存大陸出版的報刊不多”這一先天不足,加上對大陸明顯的敵對情緒,無形中限制了臺灣新聞史研究的整體水平。總的來講,這一時期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要比解放前規范、扎實,出了不少的成果,但缺乏對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整體、客觀的考察。中國新聞史研究處于徘徊狀態。

  經過30多年的積累,1978年夏,方漢奇開始了《中國近代報刊史》的寫作。1981年《中國近代報刊史》問世了。在這部50余萬言的著作中,作者先就“中國早期的報紙”為題,對我國自唐代以來的新聞事業進行了必要而簡略的闡述,隨后將上自1815年下迄1919年100年間我國新聞事業發展的狀況進行整體描述。此書一出“在海峽兩岸新聞學界曾經引起一定影響,也受到了國外新聞學界的注意”,〔7〕被公認為是,自戈著之后“50年來第一部有影響的新聞史專著”。〔8〕

  從《中國近代報刊史》所覆蓋的內容跨度來看,它與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基本一致。但比較兩著,不難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質的不同。首先,在史料的擁有上,戈著之所以能歷經半個世紀而不衰,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材料的豐富性,在當時的新聞史專著中確屬少見。1928年5月“天津《大公報》文學周刊刊載署名‘素癡’的《評戈公振中國報學史》文章‘……此書搜討之勤,網羅之富,實為近來著作之罕見者……’”。〔9〕不過,作為開山之著,它又有許多地方需要進一步考證。相應地,因事實錯誤而得出的結論也不能成立。方著則大量地吸收了50多年來的新聞史研究的成果,對近代報刊進行了全面的考證,糾正了以往新聞史研究中的大量的錯誤,可以說,該書是在全面糾正以往錯誤的基礎上寫就的,不僅對戈公振書中的200多處錯誤一一予以糾正,還糾正了50年來新聞史研究中的各種錯謬之處。此外,書中大量補充了新的史料。考訂之精良,單從注釋中就能看出:作者在敘述1902年到1911年這十年間我國新聞攝影發展的情況時,說:“清朝政府原來對新聞攝影活動多方限制。”在這句話的注釋中,方先生舉了直隸總督端方在1909年迎送慈禧、光緒靈車時,因沿途攝影而被彈劾“大不敬”、被革職一事作解釋,說明當時布衣在攝影方面更是動輒得咎的情形。其次,從戈公振以來,人們對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描述總是粗線條的,材料準備不足,總體把握不夠。而方著則對這兩方面都實現了突破。方漢奇對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描述細膩而全面。不僅有對重大事件與人物來龍去脈的詳細闡述,還有對新聞業務點點滴滴的發展狀況的描述,既使人看到了我國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總趨勢,同時又使人對各個階段發展的特點與重要的細節有深入的把握。基于對我國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全面了解,方著中按我國新聞事業在各個時期發展的總體內容以及特點的不同進行了規范而又科學的分析,使人們對此階段新聞事業發展的了解清晰明了。從而在體例上確立了新聞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時間為經,按新聞事業自身發展中所顯示的主題不同,分別劃列出各個時期,按嚴格的歷史分期依次進行陳述。這是在戈著和此前的其他新聞史專著中所不曾確立的。第三,方著充分尊重事實,不輕易褒貶人、事。真正做到了論必有據,“論從史出”,無一字空談。方著中對新聞史的分析與論證一般都是拿事實來說話的,持論公允、客觀,有說服力,能使人了解到歷史的本來面目。基于這一點,我們完全可以說這是一部經得起考驗的信史。由此可見,無論是從材料的充分占有、體例的完備這些學術規范上來看,還是從指導思想的明晰與科學、持論的公允與客觀這些新聞史研究的科學化程度來看,方著都是一部新聞史研究的成熟之著。他不僅為社會提供了一部完整、系統的近代報刊史,他還樹立起了新聞史治史的科學精神;充分地占有真實的材料,以辯證唯物主義實事求是的原則去探討新聞史發展的特殊規律。

  從此,中國新聞史研究走上了《中國近代報刊史》開拓的科學道路,開始結出累累的碩果。以《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史》為代表的斷代史、以三卷本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為代表的通史研究、以《中國現代廣播簡史》、《新華日報史》為代表的專題史、以《鄧拓傳》為代表的人物史、以三卷本的《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為代表的編年史等等新聞史著述在以后的十余年間相繼問世,填補了我國新聞史研究中的一個個空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中國新聞史研究真正走向了全面、深入開展的新里程。改革開放20年來的新聞史研究,不僅在數量上遠遠超出1978年前所出新聞史專著的總和,而且在質上與此前的新聞史研究截然不同,具有以下突出特征:治史嚴謹,注重考證;論述系統、周密;反映歷史客觀、忠實。總體上展現出成熟、科學治史的新風貌。

  1949年,中國人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只有86元;年人均國民收入只有69.29元;年人均社會商品零售額只有25.94元;年人均原煤只有59公斤;年人均發電量只有7.9度;年人均原油只有0.2公斤;年人均鋼只有0.29公斤;年人均布只有3.49米;年人均糖只有0.37公斤;年人均糧食只有209公斤;年人均棉花只有0.82公斤;年人均油料只有4.7公斤;年人均水產品只有0.83公斤。

  新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基礎極為薄弱的情況下進行著戰后經濟恢復,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就是當時新中國的真實寫照。

  10月13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召開常委擴大會議,通過建立中國少年兒童隊的決議。

  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公布施行。這是新中國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規定,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

  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隨即進行武裝干涉,并派遣海軍第七艦隊侵入中國臺灣海峽。28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對美國侵略行徑進行嚴厲譴責和抗議。

  3、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三反”運動在全國展開。

  4、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斗爭的指示》,要求在全國大中城市,向違法的資本家開展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斗爭。

  7月1日,成渝鐵路(成都至重慶)建成通車,全長505公里。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條鐵路干線日,我國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公布施行。隨后,開展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工作,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普選。

  10月,新中國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與祝英臺》由上海電影制片廠拍攝完成。

  12月25日,康藏公路(四川、西康兩省交界的金雞關至拉薩)與青藏公路(西寧至拉薩)同時全線日,國務院發布《關于發行新的人民幣和收回現行的人民幣的命令》。

  3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行新人民幣,以新幣1元等于舊幣1萬元的折合比率收回舊人民幣。

  7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公布。從1956年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由志愿兵役制改為義務兵役制。

  8、1956年:7月13日,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試制成功第一批國產“解放”牌載重汽車。

  9、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整風運動隨后展開。

  11月2日-21日,率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并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以及六十四國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會議通過《社會主義國家和工人黨宣言》及《和平宣言》。

  4月22日,人民英雄紀念碑在廣場建成。5月1日,首都50萬人參加揭幕典禮。

  11、1959年:8月底,人民大會堂建成。它與同年建成的民族文化宮、民族飯店、華僑大廈、北京火車站、北京工人體育場、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釣魚臺國賓館和全國農業展覽館并稱為首都“十大建筑”。

  9月13日-10月3日,第一屆全國運動會在北京舉行。1.06萬多人參加了42項競賽和表演賽,7人打破4項世界紀錄。

  10月1日,北京隆重舉行新中國成立10周年慶祝大典,、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廣場舉行盛大的閱兵式和70萬人的游行。

  12、1960年:4月,新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座大型水電站——新安江水電站第一臺機組開始發電。

  5月25日,中國登山隊隊員王富洲、貢布(藏族)、屈銀華從北坡集體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人類第一次戰勝珠峰北坡天險。

  1962年:5月22日,中國影協舉行首屆《大眾電影》“百花獎”頒獎大會。這是第一次全國群眾性的電影評獎活動。

  13、1963年:1月2日,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為一位右手完全斷離的病人成功實施世界首例斷肢再植手術。

  3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全國掀起學習雷鋒先進事跡的熱潮。

  4月6日,中國援助阿爾及利亞醫療隊離京出發。這是中國政府向非洲國家派遣的第一支醫療隊。

  14、1964年:10月2日,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5周年,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人民大會堂正式演出。

  16、1966年:2月7日,新華社播發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隨后,全國掀起學習焦裕祿的熱潮。10月27日,我國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飛行爆炸成功。

  參考資料來源:中國網--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年10月-2009年9月)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我國進行過幾次國慶大閱兵?分別在哪些年份舉行?其中60周年國

  第一個國慶節閱兵1950年國慶閱兵,朱德總司令檢閱了部隊。受閱部隊共24209人。受閱武器為各種火炮88門,坦克、自行火炮80輛,汽車178輛,軍馬2899匹,飛機28架。

  諸新兵紛紛登場1951年國慶閱兵,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周年典禮在北京廣場隆重舉行。在這一年的閱兵式上,一批身經百戰和功勛卓著的解放軍高級指揮員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學員的身份參加了國慶閱兵式,并走在受閱部隊的最前面;參加閱兵式的各類專業軍事院校學員數量增加。一些新兵種紛紛亮相。民兵大隊第一次出現在國慶閱兵式上。

  首次披露的閱兵照片1952年國慶閱兵,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周年典禮在北京廣場舉行。這一年,中國人民志愿軍正在朝鮮戰場上與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進行艱苦卓絕的戰斗。這一年閱兵式特點是公安部隊和少數民族民兵大隊首次參加閱兵式和分列式。

  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后的首次閱兵1953年國慶閱兵,我國已從建國初期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進入到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階段,穩步展開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這一年,是我國實施一五計劃的第一年。

  5周年大閱兵1954年國慶閱兵,國防部長彭德懷檢閱了部隊。受閱部隊包括地面方隊38個、4個空中梯隊,共10384人。開國大典受閱部隊主要由陸軍組成,海軍和空軍只是象征性的。國慶5周年,受閱部隊由陸海空諸軍兵種編成,反映了人民解放軍的發展壯大。

  大雨振軍容1956年國慶閱兵,共有11929人接受檢閱。分列式在雨中舉行,閱兵的順序是軍事學院、石家莊步兵學校、西安炮兵學校、南京工程兵學校、第1坦克學校、第5航空預備學校、第5海軍學校,第24、63、65、66、69軍,炮兵第2、10、14、32師,坦克第1師,機械化師、傘兵教導師,防空高炮第100團、防空高炮第10師等部隊,相繼通過了廣場。

  受閱人數最少外國來賓最多1957年國慶閱兵,是新中國成立后第9次國慶閱兵。1957年1月,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裁減軍隊數量加強質量的決定》。軍事建設反映在閱兵上,最大的變化是受閱總人數比往年少,是新中國13次閱兵中最少的一次。這次閱兵的特別之處還有,國外來賓空前多。應邀來我國訪問的50多個國家的外賓、各國駐華使節和外交官員,以及在華外國專家等觀看了閱兵式。

  民兵方隊規模空前1958年國慶閱兵式。由工人、農民、學生組成的眾多民兵方隊出現在受閱隊伍中。基干民兵方隊由來自太行山、白洋淀等革命根據地的民兵戰斗英雄組成,他們曾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用土槍、土炮打擊過敵人。他們僅訓練了20多天就參加了國慶閱另外,軍事學院和步兵、炮兵、坦克兵、工程兵、空軍、海軍等軍事學校方陣引人注目。

  “逢十”大閱兵1959年國慶閱兵式,受閱部隊官兵身著新式軍服,佩戴軍銜。這次閱兵與5周年國慶閱兵相比,取消了騎兵、三輪摩托車方隊。受閱武器裝備國產化程度大大提高,其中我國自行制造的“五九式”主戰坦克和“紅旗牌”檢閱車首次亮相國慶閱兵式。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首次大閱兵1981年9月14日,我軍在華北某地舉行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華北軍事演習。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軍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演習,實兵演習結束后,9月19日,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分列式。這次閱兵稱為“1981年華北大閱兵”。

  1984年國慶閱兵,在首都北京舉行了歡慶共和國建國35周年的盛大慶典,改革開放使中國大地迸發出了勃勃生機,人們終于在1959年之后再一次在廣場看到了震撼人心的閱兵式。檢閱進行曲旋律響起后,主席乘坐紅旗牌黑色敞篷轎車在閱兵總指揮的陪同下開始檢閱部隊,第一次喊出了“同志們好!”“同志們辛苦了!”的口號,體現了對人民子弟兵的關愛。

  世紀大閱兵1999年國慶閱兵,共和國迎來了50華誕。時值世紀之交,這一年在廣場舉行的盛大閱兵式被人們親切地稱為“世紀大閱兵”。在這一年,改革開放新時期誕生的陸軍航空兵、海軍陸戰隊、武警特警、預備役等部隊第一次匯入了受閱大軍中。

  “世紀大閱兵”完美地實現了“米秒不差”:壓陣的第二炮兵戰略導彈方隊最后一排通過中線的那一刻,陸海空航空兵首次聯合編隊組成的強大機群中的第一架飛機準確飛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上空。百米閱兵道,世紀精兵路。從開國大閱兵到國慶50周年閱兵,13次莊嚴的檢閱,把人民軍隊發展壯大的歷程濃縮成鏗鏘的足音,留在了廣場上。

  甲子大閱兵2009年國慶閱兵,由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部隊和民兵預備役部隊抽組的14個徒步方隊、500余臺地面裝備組成的30個裝備方隊和由陸海空三軍航空兵151架戰鷹編成的12個空中梯隊,在接受檢閱。這次閱兵展示的52型主要裝備,全部是國產裝備,近90%是首次參閱。如三代戰機,自主生產的殲-10和殲-11;這次參閱飛機有12種15型,涵蓋空軍、海軍和陸軍航空兵現役主戰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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